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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博✌汪兆骞|沈从文:在绝望困境中作出理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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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博 文 | 汪兆骞 而我不容今世路, 此情惭愧又何辞。 ——黄宗羲《山居杂咏》 沈从文没能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与一直视沈从文为“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郭沫若,及沈从文的老友丁玲从中作梗有关。 虽然后来在有关方面关注下,沈从文归队文学界,但他已心灰意懒,最后还是默默告别文学,为活命不得不钻进历史博物馆,与文物打交道,相对安稳地度过了后半生。 虽然沈从文在文物方面,有重大收获,但中国文坛,永远地失去了以创作实绩,建造了一个文学的湘西世界,体现了主体意识的特有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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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博

文 | 汪兆骞

而我不容今世路,

此情惭愧又何辞。

——黄宗羲《山居杂咏》

沈从文没能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与一直视沈从文为“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郭沫若,及沈从文的老友丁玲从中作梗有关。

虽然后来在有关方面关注下,沈从文归队文学界,但他已心灰意懒,最后还是默默告别文学,为活命不得不钻进历史博物馆,与文物打交道,相对安稳地度过了后半生。

虽然沈从文在文物方面,有重大收获,但中国文坛,永远地失去了以创作实绩,建造了一个文学的湘西世界,体现了主体意识的特有范型,而对中国乡土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沈从文。

与他的小说一起中断的,还有他的蘸着浓浓乡愁、带着一种“乡土性”抒情,充溢着“淡淡孤独悲哀”对故乡人深深悲悯的清丽、温暖的散文长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他生生排斥在文学领域外的人,他们的作品已多被人遗忘,而沈从文的文学遗产历久弥香,被读者眷恋,文学史家也从不忘记对他奉献赞美。

沈从文(1902—1988),湘西人,原名沈岳焕。沈从文出身行伍家庭,祖父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攻打城,又去北京谋杀袁世凯,事迹败露后逃亡山海关外,杳无音信。祖母为苗族,母亲系土家族,沈从文身上流淌着汉、苗、土家血液。

湘西山水人情瑰丽浪漫,赋予沈从文独特的人文性格。十四岁时,他到土著军里当兵,在沅水一带闯荡五年,看尽自然景色和人生世态的种种世相,在军中当书记,可阅读古籍,接触文物。

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沈从文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完的人生”。1924年,他开始给文学期刊写文章,结识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并得到他们的帮助。1926年底,他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创办《红黑》杂志,后入上海公学,再到青岛大学任教。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

这期间,他写了不少以军队生活和湘西下层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连长》《雪》等,奠定了他后来的创作题材与风格。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的作品消退了单纯印象式的色彩,注意到题材开拓和人物的塑造。

《柏子》是他的第一篇成名短篇小说,被美国人斯诺选入他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一书。1931年至1938年,沈从文小说已走向成熟。他的代表作《边城》《长河》(长篇第一卷),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对小说形式多方面的尝试和创新。

《边城》全景式地展示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为充分地描写这个小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人物的错综纠葛。它与西方着眼于伟大与崇高的毁灭的悲剧模式不同,而是在追忆的梦境中,表现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悲剧。

1939年至1949年,沈从文到西南联大执教,长期客居云南,孤独与寂寞使他沉浸于对社会人生的内心关照,小说或散文数量明显减少,而内容多带明显的哲理性。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拒绝沈从文参加,他的优秀作品,在新的评价体制下,完全被否定,其文学生命就此结束,“贤者不改其乐”,他只能在心里守望着文学。他和《边城》中的翠翠一样,也成了悲剧人物。

1949年2月,春风得意的丁玲,参加完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经莫斯科返回哈尔滨,再到沈阳,与中共专程从香港接回来的,准备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和文代会的郭沫若、曹禺等人欢欣鼓舞地会聚,兴奋地共话离愁别绪的时候,已经解放的北平清华园里,她曾经的挚友沈从文感情极为复杂地悲叹:

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还有希望由复杂到单纯,阴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

一种深深的疲累浸透了生命每一部门细胞。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壶和粮袋,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下一片荒芜。

——《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平博

丁玲

沈从文《记丁玲》

沈从文《记丁玲》续集

大象出版社修订本新版《沈从文与丁玲》

当写完最后一句话,沈从文站在窗口边,“窗外冷雾正逐渐消散,有阳光如流水浸入房中,四扇窗子上,也满是阳光”。

从上面文字,我们可以读出沈从文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复杂的心理状态,导致其3月28日的自杀,是合乎逻辑的,但不少史家硬说沈从文的自杀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发生的。

认真读沈从文自杀前写过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一章自传—— 一点幻想的发展》三篇文章,沈从文的文章思路清晰,冷静,充满了思辨理性,只有精神挣扎,哪里有什么“精神失常”?

自杀前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两篇文章,是沈从文寄居清华园金岳霖屋子完成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是回家后完成的。

笔者曾设法看到了《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原稿,上面留下“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组审查时留下的用红笔画下的不少红线。这厚厚一摞原稿,都是用钢笔竖着写在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空白页上,字字稳重,行行齐整,页页清晰。比起后写的自传二篇,思路略显跳跃随意,但不混乱。

因此,可断定,沈从文自杀,并非“神经失常”所导致,而是在绝望困境中一种理性的决定。

君不见早在1948年,沈从文在《边城》初版本样书上,曾满怀人与事的悲凉,写下过三百字的《新题记》,其中有:

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

《边城》里的塔,是小说也是沈从文的一个核心印象。沈从文视“塔”字所含的独立或孤立的意义,在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人们很少理会。塔的坍圮,包含了翠翠的永世悲哀,也意味着沈从文文学理想的毁废。

《边城》里的塔之废圮,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可以视为沈从文关于自己命运的预言,那是一个被现实证明的宿命。

请注意,《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文中,从燕京大学那个自来水塔,沈从文想到《边城》里废圮的塔,“塔圮了,渡船溜跑了,世界全变了”,“我的甲胄和武器”,“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芜”。如今,心中的文学之塔坍圮,他的生命存在已失去意义。死,是一种绝望,也是一种解脱。

关于沈从文自杀,说法颇多。沈从文的老乡,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祖春,在沈从文去世三年后,曾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上发表《忧伤的遐想——怀念沈从文》一文,其间提到沈从文自杀:

从文终于意识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斥反动文艺》——引者)并非事出无因……他二十多年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受到了有生以来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得到了证实。他意识到迟早会被“清算”,被当作一个“反动派”在广大学生面前“清算”。冷酷的现实在等着他。他一生清白,无处可诉,如何打发这飞来横祸,这场奇耻大辱,他十分焦急,他愤愤不平,在心中不断问自己,日日夜夜处于非常恐惧中,神经紧张超过了极限,楚人的血液终于在他交关之际,支配了自己的灵魂,使他得到了解脱。强加在他头上的政治压力终于帮助这个五溪蛮的后裔自然而然做出天性中最佳的选择,在1949年3月9日决心以自杀来自白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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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春所说,比起一些夫妇感情破裂说,更接近沈从文自杀的真相。

关于文中提到的“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事件,是指1948年末,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时,沈从文正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突然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墙报,还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

《斥反动文艺》,发表在1948年3月香港生活书店《大众文艺丛刊》上。在这篇所谓的“著名檄文”中,沈从文被斥为“存心不良”“蛊惑读者”的“桃红色”作家,只会“作文学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最让人震惊的是,郭沫若竟把沈从文诬陷成“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让人瞠目。

沈从文自己在《最后检查》一文中,曾说:

我始终不加入过什么进步或反动文学集团,永远是个“单干户”,只是“顽固主张‘争取写作自由’,‘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一直夹在国共两党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下,左右不容,进退失据,却踽踽独行,独自坚守自我角色,其在文坛落寞寂寥的尴尬处境,是注定了的。当然,沈从文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的个体意义,也值得研究。

郭沫若素与沈从文交恶,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就已经开始。沈从文在《文坛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文章中,表述了不赞同作家从政的观点,认为作家应站在大众立场,一旦从政,难免“趋时讨功”“凑趣帮闲”,而忘却了文学的道义。

时不时从政,并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官职的郭沫若,只准自己大张旗鼓地宣扬“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暗无天日的世界》)。他在《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一文中,出语颇重地批判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就是反对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

沈从文在《“文艺政策”检讨》中,对从政的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设置、对其经费的使用发出了一些议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纯属公正之论,而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

而被郭沫若判定“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沈从文,却以自己选择,保住了政治上的清白。当时的北平,不时有南京飞来的飞机,抢运北平的学者教授,陈雪屏就受南京之命,来北平接沈从文这样的文化名人。胡适、陈寅恪都飞走了,沈从文却留了下来,等待新的生活。

沈从文未能受邀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与郭沫若、丁玲不无关系。而已被国内外公认的爱国作家沈从文未能参会,使这次共和国盛大、隆重的首届以郭沫若主导的文代会,一直拒不让沈从文、李劼人等自由主义文艺家参加,而被诟病。

文代会后的次年5月,我们从李伯钊《日记摘抄最艰难的工作岗位(1950年1月1日—5月17日)》(《李伯钊文集》)中,发现有这样的记载,5月17日“今日北京市文联发起大会,选出筹委二十五人。老舍为主席,我与赵树理为副主席,王亚平为秘书长……夜十二时,接邓拓电话,市文联发起人增加张恨水、沈从文”。

被冷落的沈从文,终于被北京市领导关注,归队文艺界,成为北京市文联的成员。在当时,北京的文学界,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有血缘上的天然优势,而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被判定为次等级,这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有所表现,据参加过此会的女作家凤子回忆,“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我们矮人三分。我们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作为一直被革命作家批评的沈从文,更是视文学为险途,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与标语同时而至的,还有来势汹汹的有幕后操纵的恐吓信。

沈从文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下”,并清醒地预言“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必然结果”(1948年12月7日《致吉六》)。到1949年1月18日,他在徐志摩《爱眉小札》里,写下了暗示性极强的文字:

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徐志摩——引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

就在沈从文极度绝望之时,那年一天(1949年1月28日)清晨,沈从文的朋友罗念生,从清华大学偷偷进北平城沙滩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探望他,并转达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老友邀他去清华园共度春节的诚意。“我是年夜上午九点出的城,一朋友相送,一个亲戚伴随。”“朋友”者,罗念生。“亲戚”者,妻弟张中和。出了西直门,国共枪炮对峙的战争场面,闯入眼帘。途中一地雷爆炸,惊天动地。

梁家在清华园住所,举行了除夕家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金岳霖,还有老人孩子,两个年轻助教,与沈从文围坐一桌。在这时代转折之际,他们的生命状态迥然不同。

梁思成夫妇早已被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吸引,金岳霖坦然些,他觉得即便不让教书,总还可以养鹅养鸡度过余生。只有沈从文自己,从心底感到荒凉和麻木。他看看烛光下的友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饭后客厅里的留声机里,播放着贝多芬的《欢乐颂》。沈从文笑着,内心却极为复杂。

沈从文在梁家和金岳霖处住了八天,完成一万多字的两篇文章。女主人林徽因拖着病身悉心周到的照料,让沈从文感到世间友谊的珍贵,但那颗已绝望的心,变得一天比一天冰冷。

3月28日,沈从文在为《边城》初版本样书上写了《新题记》和前边所说的“自传”,留下“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后,带着对翠翠的思念,“解放”,即寻求解脱悲痛自杀。

《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中说沈从文在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而抢救及时,保住性命。5月,春风吹拂,渐渐康复的沈从文,突然呼道:“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家乡水土滋养的翠翠,是沈从文文学中的人物,她身上寄托着他心中太多的东西,翠翠就是另一个自己。在他彻骨悲痛的时候,他会向她倾诉:“翠翠,你要哭,就尽管哭!你沉默,就让杜鹃为你永远在春天啼唤。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运,早在我预料之中,一切全在预料中,这就是人生!”

梦里的翠翠,在沈从文醒来的时候,踽踽地寂寥远行了。

早年的老朋友丁玲突然来沙滩中老胡同北大宿舍看他。第一次,是丁玲进北平后的第三天。老友重逢,早已没了昔日的亲密友谊,一个是“衣锦还乡”的文艺领导,一个是自杀未遂的反动文人。况且,丁玲明天要到香山去看毛泽东主席。匆匆一叙,便匆匆作别。

过了多日,丁玲又和何其芳、陈明再访沈从文,“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沈从文年表简编》)。相晤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走后,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

丁玲:

自从您和其芳来谈过后,我总想写个信和你商讨一下自己,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心已碎毁,即努力粘(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到医院一受“治疗”,错乱增加,从此一来,神经部分组织,转入变态,人格分裂,作(做)事时,纵如条理清楚,即十分辛苦,亦不以为意。回到住处,家中空空的,处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正如一瓦罐,自己胡(糊)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勉强粘(黏)合,从何着手?也可说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疯狂到毁灭,因生命所受挫折,已过担负,每个人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望为转相关方面一下,首先我或者应当谢谢他们的种种照顾,听我从休息中回复情绪理性位置,也反复检讨自己,我应当感谢。近数月在“退思补过”意义下,检讨结果,以及受的现实教育结果,我已变了许多。已尽了最大克制力,学习文件,联系自己。且凡事从大处看,学习忘去自己病中种种痛苦谵妄,有小小进步。即已深知中共实在凡事从大处看事情,在经营一个国家,不是对什么人特别过意不去。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并企图进一步研究,努力使之和现代生产发生关系。如有成果,作(做)得通,我头脑又还得用,逐渐可望回复正常,将来我尚可于新的文教机构,担任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各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

近来看到刘少奇党纲修改章程,及毛选几篇文章,和其他一些作品,加上个人所知中国社会一部门情形和明日社会建设所必然遭遇困难,我觉得我实在需要好好地活下来作(做)几年事!如果能得中共对我的谅解,一定会从一种新的觉醒下,为国家充分将精力用出。“向人民投降”,说来也极自然,毫不勉强。因为若仅仅受身边相熟同事的轻轻松松口上说一声转变改造,即得认可,会不免还有些不平。但一想到事实上还有千万人在追求一个进步理想及合理社会原则而牺牲、吃苦,我那么一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还能那么活下来参加新社会建设,抛去过去一点点浅薄成就,有什么办不到?但改造总是得就个人能担当点来着手。目下既然还只是破碎中粘(黏)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坍塌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其夫人张兆和——引者)。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的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倒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有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做)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

1979年时的沈从文

读这封信,我们仿佛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的懦弱的沈从文。沈从文无论在人生羁旅中,还是在他作品中,都充斥着一种强大的自信。那是湘西的山水、楚文化的滋润赋予他的“硕大、结实、豪放、爽直”,“在任何困难情形中总不气馁”(《沈从文自传》)的性格。

但这封信,让我们读出了沈从文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他战战兢兢又喋喋不休地倾吐他迈向新世界的痛苦的心路历程,同时道出了自己家庭的矛盾。当时,张兆和外出,或是想找一份工作,或在友人的“看他这样子,丢开他算了”(《沈从文传》)的怂恿下,不得不认真思考生活出路。的确,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一直有风风雨雨,并不总是举案齐眉,琴瑟和鸣。这是那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

沈从文去世七年后,他的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家书·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六十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1982年 ,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吉首码头

“悔之晚矣”四字,道出了张兆和与夫君沈从文的“那么多的矛盾”的“难言之苦”,更表达出最终对他“所承受的重压”的理解以及曾给夫君造成痛楚的深深忏悔。

有人以沈从文给丁玲的信,得出沈从文弃文改行,并非被迫之举的结论,未免牵强。试想,沈从文在前半生的作家生涯中,一直潜心于建造他的文学“神庙”,他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建造了一个湘西世界,体现主体意识的特有范型,已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建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倘不受外界影响,已经成熟的作家,岂能轻易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噤声失语,转行他业!

再读读沈从文1956年12月10日写给妻子的信《致张兆和》:

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至此,我们还会认为沈从文转行他业是自愿的吗?

令沈从文魂牵梦萦的,是文学。

正是“而我不容今世路,此情惭愧又何辞”(黄宗羲《山居杂咏》)。

本文作者汪兆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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